編者按：

中央八項規定是黨中央徙木立信之舉，是新時代管黨治黨的標志性措施。在全黨開展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體現了黨中央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鍥而不舍抓作風建設的堅強決心和堅定意志。為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論述和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總結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加強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教育，《中國紀檢監察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即日起推出《傳承發揚優良作風》欄目，介紹老一輩革命家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敬請關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領導干部的作風歷來是引領黨風政風和社風民風的重要風向標。被譽為“延安五老”的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資歷深、職務高、貢獻大，始終保持對信仰、對紀法、對人民的敬畏，在黨的作風建設中始終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為延安時期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自覺而正確的以身作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特權是最大的不公。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釘釘子精神糾治“四風”，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反腐，鍥而不舍抓作風建設，旗幟鮮明同特權思想、特權現象作斗爭。“延安五老”都擔任過黨和政府的重要職務，但從不以功臣自居，從不擺老資格，始終身體力行地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堅決反對特權思想。

在黨內平等地過組織生活，這是遵守黨章、做一名合格黨員的基本要求。林伯渠在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時，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始終嚴格按照黨內政治生活的規定，和普通黨員一樣參加本人所在支部的組織生活。有一次，他所在的黨支部召開會議，沒有通知他。他得知后，立即趕到會場參會。會議結束后，林伯渠又主動向支部的同志作檢討說：“過黨日是每個黨員組織觀念強弱的表現，我沒有準時參加，應該受到批評。我當主席和同志們只是工作崗位不同而已。當主席的人可以特殊、無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黨支部書記趕緊解釋，考慮到當天林伯渠工作繁忙，怕打擾他，才沒有通知他參會。林伯渠聽了嚴肅地說：“你們不打攪我，自由主義就會打攪我的。我是一個普通黨員，沒有什么特殊可講。”

我們黨很早就意識到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的嚴重危害，反對特權的立場和措施也是一貫明確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恢復取得了巨大成就，黨內少數領導干部開始滋長驕傲情緒，自認為特殊，不守法的現象時有發生。董必武及時察覺了這種錯誤傾向，指出：“在黨員、干部中，甚至在高級干部中，還有不少人守法的觀點不是那樣強的。在我們黨內，恰恰有這樣一些同志，他們認為天下是他打下來的，國家是他創造的，國家的法律是管別人的，對他們沒有關系，他可以逍遙法外，不遵守法律。”董必武嚴厲批評了這類領導干部，要求他們必須帶頭遵守法紀。

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曾經定下6條規矩：“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規矩立下了，能不能得到堅決執行，首先看領導干部。1958年，吳玉章回家鄉四川榮縣視察工作。他聽說當地教育水平還很落后，便主動將自家老宅交給當地縣委辦師范學校。學校建成后，當地干部感念吳玉章對辦學作出的貢獻，提議將學校命名為“玉章師范學校”，并請吳玉章題寫校名。吳玉章予以嚴詞拒絕：“中央有規定，不能用個人名義命名，還是叫‘榮縣師范學校’好。”可見，多年前黨中央立下的規矩，吳玉章仍銘記心頭。

領導干部身處高位、手掌重權，體現了黨和人民的高度信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這種信任的最好回報，就是對黨絕對忠誠，模范遵守黨章，嚴格按黨的制度和規矩辦事，夙興夜寐為黨和人民工作，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都不破壞黨的制度和規矩。”越是領導干部，越要堅決破除特權思想、特權行為，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長”字號的人，萬不能偷懶

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任務。反對形式主義著重解決的是工作不實問題，反對官僚主義著重解決的是不維護人民群眾、不作為問題。“延安五老”作為作風建設的表率，一貫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強調“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并堅持率先垂范。

延安大生產運動期間，林伯渠不僅是組織領導者，而且是生產勞動的積極參與者。1944年，他根據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要求，帶頭制定了自己的當年“個人生產節約計劃”。計劃包括“完成細糧二石交糧食局”“收集廢紙交建設廳”“今年的棉衣、單衣、襯衣、鞋襪、被套、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給”等非常具體詳細的內容。這個計劃在《解放日報》公開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各機關學校聞訊，贊嘆不已，認為林主席頭發都白了，還帶頭制定生產節約計劃，給大家樹立了榜樣，大家可得努力生產。延屬分區的駐軍看到這個報道，主動提出幫助林主席等邊區首長代耕，林伯渠謝絕了這個請求。他堅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親自到延安郊區的南川開墾了一片荒地，鋤草澆水，松土施肥，非常勤奮，超額完成了生產任務。1945年4月，他根據黨中央的安排到重慶參加與國民黨的談判，這一去就是半年，當年的生產任務沒有辦法完成了。一回到延安，林伯渠就把在重慶節省的生活費交給秘書，讓他上交組織，抵替當年的生產任務。

“延安五老”以做“人民的勤務員”為榮，始終將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謝覺哉在擔任內務部長期間，本著“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群眾解愁”的精神，經常參與制定各種救災救濟撫恤政策，并奔波于各地災區，訪貧問苦，幫助當地解決實際問題。他非常看重群眾接訪工作，要求包括自己在內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排出值班表，每周至少接待一次群眾來訪。1950年，他在內務部一次黨的會議上，專門批評了把公務層層下派的現象，即“來了公文，層層往下推”“辦好了，又層層上送”，這個“長”簽了字，又送那個“長”簽。他指出：“長”字號的人，萬不能偷懶。雖然不能也不應該件件親自動手，但必須擇重要的親自動手，或與人家合作動手。謝覺哉以身作則，常常挑選一些性質重大的人民來信，親筆復信，并將他的復信抄送各業務單位和信訪室工作人員以作借鑒。

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帶頭沖在前、干在先，是我們黨走向成功的關鍵。在干事創業中，領導干部就是要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帶頭實干苦干，不務虛功，以一流業績回報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干部子弟、革命家屬，更應該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

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一名嚴于律己、作風優良的領導干部，其家風必正、家教必嚴。作為黨的領導同志和高級干部，“延安五老”都是紅色家風建設的表率。

“延安五老”在潔身自好、廉潔自律方面堪稱全黨的表率。被毛澤東譽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延安時期擔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卻一直住在一間破舊窄小的房子里。房里只有一個土炕、一張小方桌和一口舊木箱。他按級別是可以吃小灶的，但卻堅持在大伙房吃飯。一件棉衣也是補了又補不肯換新的。由于愛惜公家的馬匹，他出去開會辦事很少騎配給的馬，多數時候步行，常常還自帶干糧。當時延安流傳著關于徐老艱苦樸素、清廉自律的兩首小詩：“延安諸老惟公特，生活簡單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補綻，自煮瓜果充糧食。”“少騎公馬多徒步，不要隨從來照護。攜帶兩個冰饃饃，一天開會好幾處。”

“延安五老”不僅嚴以律己，從不濫用職權為自己謀取私利，而且通過言傳身教，給家人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吳玉章的侄孫在鐵路部門工作，經常給吳玉章捎去老家的桔紅等特產。一次，侄孫到北京看望吳玉章。剛一見面，吳玉章就詢問：“桔紅是怎么捎帶上北京的？”侄孫告訴他都是通過郵寄過來的。吳玉章這才正色道：“跑鐵道的人不能利用工作方便就搞‘捎、買、帶’，所以，你的桔紅我沒有動。要是火車上托人捎的，就要退給你。”對待犯錯誤的家人，“延安五老”更是不徇私、不包庇。1962年，一些農村地區在發展生產時出現了毀林開荒、亂砍濫伐的現象。謝覺哉在老家的侄媳、孫媳也私自砍伐了幾棵樹。公社考慮到她們是初犯，砍伐數量少，且認錯態度誠懇，決定只作批評教育。謝覺哉得知此事后，立即給家鄉的地方組織寫信：“我的侄媳、孫媳違章砍樹，應同樣按亂砍濫伐處理，要沒收，要罰款，并要她們在社員代表會上、社員大會上檢討，不只檢討一次，還要檢討無數次，一直檢討到她們栽的樹長到兩丈高，群眾不要她們檢討時，才不檢討。”隨后，他要求兩位親屬帶著檢討書和退賠款，從生產隊一直檢討到縣里，并告誡說：干部子弟、革命家屬，更應該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不能有半點特殊。

作風建設從領導干部抓起，是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的重要經驗，也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論述和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身體力行、以上率下，帶頭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形成一級帶一級、一級抓一級的示范效應，帶動全黨全社會形成優良風氣。（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葉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