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工作方法和優良傳統。《調研筆談》（黨建讀物出版社）一書從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方法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闡釋。

有的人認為，只有領導帶隊深入基層的調研才是調查研究。其實，黨員干部的日常工作無不涉及調研，甚至可以說做好一切工作都要經過調研。在日常接待群眾來訪時，黨員干部總要問明群眾的訴求，詳細了解他們的困難，這就是調查研究。

書中以兩個例子，闡述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一次，孔子的學生在煮粥，看見臟東西掉進鍋里，想到一粥一飯來之不易，連忙把臟東西撈出來吃掉了，這一幕恰巧被孔子看到。孔子以為他在偷食，就暗中點撥他。學生很委屈，將真相說出，大家才恍然大悟。孔子很感慨：“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也不確定，何況道聽途說呢。”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不作調查研究，僅憑“眼見”“經驗”判斷一件事，可能就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毛澤東是善于進行調查研究的典范。當年的《永新調查》《寧岡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水口村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我們至今耳熟能詳。延安時期，毛澤東專門編寫了《農村調查》，收集了自己以往有關農村調查的一些報告。1941年春天，該書付印時，他在序言中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布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提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

中國古代圣賢把自然運行的規律稱之為“道”，調查研究也有自己的“道”，這個“道”就是調查研究的基本規律、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作者認為，調查研究應遵循五個基本程序：一要明確目的，編制計劃。二要收集資料，初步分析。三要做好準備，實地調查。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實地調查最為重要，應該在深入調研中向人民群眾學習，獲取規律性知識。四要匯總資料，分析研究。五要形成報告，得出結論。作者認為，調查研究要取得高質量，增強調查研究的針對性非常重要，必須增強問題意識，問題越聚焦，調查研究就越深入。

“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毛澤東在進行《興國調查》和《尋烏調查》的過程中，關注各種各樣的問題：一個村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男、女勞動力各有多少，旱地、水田各有幾畝，多少孩子上學；一戶農民有幾間房，養幾頭豬、幾頭牛、幾只雞、幾個孩子，有沒有上學，一年收入多少糧食；家里有豆腐坊的，一年磨多少豆腐；村里有沒有學校，有幾座小橋；等等，這些問題具體細致甚至有些瑣碎，但就是這些看似“瑣碎”的問題，為毛澤東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良策提供了最為可靠的依據。

調查研究中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很多是零散和雜亂的，這就需要調研者用心傾聽、用心理解、用心辨析，從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中捕捉有用的線索。本書作者曾經在山東高密松興屯進行調研，調研組并未事先通知就來到該村，村民們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如何在新任支部書記的帶領下，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就實現了脫貧致富。當調研組找到這位支部書記時，發現他性格靦腆，不善言辭。在陪同人員的介紹下，調研組才知道，這位書記原先在外務工，其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掙了錢也沒有忘記父老鄉親，而是為村里做了很多好事。支部換屆時，他被一致推舉為支部書記。此后，他將全部積蓄投入村里的建設。在談話過程中，他的一句話給調研組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自己都是黨的人了，還在乎錢嗎？”在作者看來，這些基層同志談的“點滴”、零碎“火花”，都是調查研究過程中的“真金白銀”。

不懂調查研究的人會認為調研是無用功，懂調研會調研的人則會樂在其中。新時代的領導干部只有學會調研、善于調研，練好調查研究的基本功，才能在干事創業中展現新擔當，實現新作為。